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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称霸海上时 之四 -- 马甲乙 - (34796 Byte) 2006-2-10 周五, 23:38 (265 reads) |
马甲乙
头衔: 海归准将
加入时间: 2005/05/06
文章: 1007
来自: 乡下
海归分: 11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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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甲乙 在 海归茶馆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七章 天朝的使臣
朱棣登上皇位之后，日本是所有前来朝拜的国家中最早的一个。第三代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满，是个极度爱好中国文化的人，并且渴望与中国展开商业上的关系。
日本使臣在成祖面前行礼时，说他从幕府大将军那里带来了一封国书，在国书上，足利义满自称自己是“尔臣日本国王”。在他之后的幕府大将军，对于这种屈辱称谓的记忆，感到无比的愤懑。对于日本既快速又谄媚地承认他登上天朝的宝座，朱棣感到相当欣悦，立刻重开宁波、泉州、广州的市舶司，并派遣一名官员至日本，提出一个商业协议。依据该协议，日本的贸易代表团，只要提交特殊的官方凭证，就可以在宁波贸易。这一协议规定：自日本前来的两艘贸易船，仅能搭载200人，不得携带武器，每十年贸易一次。然而，显然由于朱棣的默许，日本人并未理会协议结尾部分“十年一贡”的限制，贸易使节团从永乐元年(1403)起，直至永乐八年幕府大将军去世为止，频频地到访。
从他即位的一开始起，朱棣显然仅是在口头上服膺他父亲的外交方针，从而为中国制定了一个不同方向的蓝图。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由于受到帝国境内、境外敌人的烦扰，他认为无限制的私人贸易，是先天性不安定与危险的所在。他认定朝贡贸易的惟一好处是在控制邻国。朱元璋对于派遣军队到帝国以外相当谨慎，除非是受到公然挑衅，他在《祖训录》上写道：“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
当然，朱棣一样不理会这一劝阻，永乐五年(1407)，以复辟正统的国王登上王位为借口，明军入侵了安南(北越)。这场战争，让朝廷的军队陷入了对抗安南游击队的泥沼之中，拖了21年之久，这也预示了500多年后美国本身卷入越南这里的下场。
永乐皇帝认为《祖训录》只是他制定本身外交政策的一个指南，并非书于金石之上的铁律。由于是非正式的，朱棣认为其父亲的训示是可以忽略的，而转变中的情势才是政策的依据。朱棣是皇子，所学皆为方便日后统治天下，年轻而有自信，不似他父亲，出身为一贫困的军士，不时以外国人及外来势力为虑。而且，自其夺得皇位开始，他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可谓空前，不曾有人扮演过类似的角色。宝船船只的远航，仅是永乐皇帝在位24年期间所派遣的将近50个特使团当中的一个而已。这些特使团都是将中国的影响力和霸权扩大到世界的“四隅”这个宏伟的计划的一环。
居于中国边境的蒙古人，亦使朱棣感到烦心，约在他派遣郑和开赴南洋的同时，朱棣也曾采取行动，试图稳定与蒙古的关系。基于种种原因，朱棣亦将触角伸向西藏地区、朝鲜，以改善彼此的关系。为了前述的使命，朱棣屡屡选用类似郑和这样的宦官，他们通常在少年时既已净身，大半来自边疆地带，通晓外国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这些使节的出使，是与宝船的远航同时并进，都包含于一个让人迷惑的总体外交之中，连当时的明朝宫廷都可能感到困惑，而它的回响则延续了好几个世纪。
在与北京外围接壤地带的兀良哈蒙古建立友好的关系上，朱棣是有一些麻烦。兀良哈的骑兵，曾在内战中与朱棣一起战斗，而基本上也是靠着他们才得以取得胜利。因此成祖以撤回今日长城以北的中国驻军，将内蒙古的大部分交付给兀良哈看管，作为报酬。同样地，朱棣亦借由授予女真有力的部酋军事头衔(译按：如指挥使等)，很快地与满洲的女真建立了稳定关系。事实上，这些迷人的荣衔，也意味着这些部酋在一定程度上臣属于中国的控制。在永乐四年(1406)，帝国边境开设了马市，不少中国的垦拓者移往满洲的南部(辽东)。在马市上，中国人以丝绸及纺织品交换他们急需的健壮蒙古马以及皮毛、飞鹰、人参。然而，居住在满洲北部的所谓野人女真(系部落牧民)，及其他西伯利亚民族，则规避中国的影响。这些地方令朱棣感到忧心。
永乐九年，成祖派遣一名生于满洲南部名叫亦失哈的宦官，试图与奴儿干(Nurkal，位于满洲北边偏远之地)的女真部酋进行交涉。亦失哈就像郑和一样，他是在小规模的战事中被中国人所俘虏，再加以净身后，在宫中接受训练。他率领25艘船和1000人，由吉林出发(译按：顺着松花江、黑龙江而下)。亦失哈在奴儿干成功地说服了当地的首领派遣一个178人的贡使团，向朱棣进贡。成祖在欣喜之余，赐予酋长头衔以及宝钞，并给予他们贸易的特权。亦失哈随后又在永乐十一年、宣德七年(1432)，两度被派往满洲的北部。为了对慈悲的女神观音菩萨表示敬意，他在黑龙江地区的永宁建了一座佛寺，立了一块用三种文字表记的石碑以纪念其成功地“抚绥”女真人。然而，这座佛寺在建成后不久即损坏，虽然经过亦失哈重修，佛教或中国文化对这些北方民族的影响有多深，颇令人怀疑。中国人与女真人的关系，在亦失哈最后一次出使之后，逐渐转坏；在1440年代，位于外蒙古的西蒙古部族瓦刺攻击中国时，女真人甚至加入了他们的阵营。帖木儿部、瓦剌部、东蒙古部族以及在中国西部边境上的所有蒙古人，让朱棣在位时期如坐针毡。朱棣外交上频频的出击，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激起他们的敌意。虽然蒙古人急需中国的物品，特别是中国的药物，但他们无法长期忍受中国沉闷的外交礼仪或自贬身价屈辱地承认中华帝国的宗主权。
在与帖木儿部族的官方联系上，朱棣重蹈了他父亲的错误，自称本身是“世上所有地面之主”。这激怒了帖木儿部族伟大的领袖帖木儿(Timur)——突厥语为达莫南(Tamerlane)，系征服波斯、印度及其他中亚细亚的征服者——他扣押了明朝的使节，并且气急败坏地誓言要征服自大的中国人。西班牙的使臣克拉维约(Ruy Gonzlez de Clavijo)在永乐元年抵达帖木儿帝国的首都撒马尔罕，在帖木儿的朝廷上他受到额外的尊崇，坐次比朱棣的使臣还要高。帖木儿当着克拉维约的面，轻蔑地指称中国的皇帝是“奸恶贼”，并且是他的“仇人”。
永乐三年(1405)一月八日，帖木儿为先前的恐吓做好了入侵中国的准备，率领一支20万的部队出发，在大雪中长途跋涉，越过了冰冻的药杀河(Jaxartes River)。对于这一军事行动可能为好不容易才肇始的明朝带来灭亡的威胁，朱棣是否明白，不能确定。朝廷显然并未采取特别的对策以制止这一攻击。对中国而言，着实幸运，这位伟大的蒙古统帅在名叫额答剌(Otrar)的地方患了热病，并于永乐三年一月十七日，以69岁之龄去世。帖木儿的尸体用麝香防腐，裹以亚麻布，运回撒马尔罕安葬。其继任者沙哈鲁(Shāhrukh Bahadur)，对中国并没有任何的企图，只简单地希望将他父亲辽阔的帝国统合在一起。他将原来被帖木儿拘留在撒马尔罕的中国使节释放；而朱棣也做出了回应，派一名叫白阿儿忻台的非中国裔中亚人，前往帖木儿的陵墓献祭。可能借由双方使臣的努力，缓和了对方元首所憎恶的字眼，代之以双方较为友好的翻译，朱棣与沙哈鲁之间的良好关系终于建立。沙哈鲁要朱棣改信伊斯兰教以促进与他本人的良好关系这一无礼的建议，可能从未传递到明朝的朝廷。这件事并没有出现在明代官方的编年史上。
然而，朱棣与西北的瓦剌部以及接近中国边境的东蒙古部族之间的和平，则较难获致。元朝崩溃后，瓦剌与东蒙古部族两者即未曾与明帝国和平相处过，而瓦剌与东蒙古部族彼此也经常处于失和的状态。永乐七年(1409)，朱棣派遣郭骥出使，试图与新的瓦剌部部酋阿鲁台达成和解，但中国使臣终究还是被杀。朱棣的回应，即是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对付阿鲁台，并且成功地将瓦剌驱逐至边境千里之外。这应是四次征讨瓦剌的第一次。每一次，阿鲁台就像一个皮影戏偶，隐入草原地带，然后又率领着凶猛的部卒再度出现，对中国边境展开另一波的突袭。偶尔，阿鲁台也回应中国的要求，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并且进贡。然而，和平只不过是持续存在的敌意与徒劳无功的军事征战中的一次中场休息而已。
尽管如此，正当这个迫切时刻，朱棣在永乐十一年派遣使臣陈诚出使，进行一个穿越中亚无数城镇、都城的冒险实地调查任务。陈诚北行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长期停留在沙哈鲁的京城哈烈(Herat)的记录，成为明初有关这一地区资讯的重要资料。
这位使臣由太监李达与户部的一名官员李暹陪同，在前行进入帖木儿帝国的领土前，于哈密、哈喇和卓及吐鲁番停留，并且访问了达失干(Tashkent)、撒马尔罕，最后到达哈烈。他们穿越缺水的沙漠地带以及满是冰雪的冰冻土地，在那里他们曾迷失在暴风雪中。道路上成排的动物骸骨，正是这个区域十足险恶的证言。而人民——当中国使臣接触到他们时——则穿着相当奇怪，而且据使臣们的描述，这些人是“薄恶”的。
在哈烈，中国使臣停留了数月，沙哈鲁在他的王宫中款待他们。这个王宫地铺毛织地毯，设彩绣帐幔与精雕细琢的木制品。沙哈鲁将产自他自己果园中的甜美水果，如桃子、梨子、石榴、李子及葡萄等盛在金盘上，来款待中国使臣。使臣们也为当地洋葱和甘蓝的尺寸之大，与NBD4F思檀果(即阿月浑子果)的清香美味，感到惊讶不已。在探索这个城市时，中国使臣发现当地的市集日夜喧嚣，消费品如铜、铁、金、银、琥珀、珊瑚及钻石的供应不虑匮乏。
陈诚在游记中曾谈到当地人如何小心翼翼地照顾他们的良马，让它们“冬暖夏凉”。他说当地没有祀神的庙宇与拜祖先的祠堂，但穆斯林一天要西向朝麦加跪拜数次，而且有奇异的狂热者(伊斯兰教的苦行派)抛弃其家庭、财产，流浪在人群之中，传达真主的福音。哈烈的妇女的行为也令他震惊。陈诚发现她们言语逾度，而且不约束自己的行为，她们甚至像男子一样跨坐骑马。他也注意到城里澡堂的按摩师，同时为男子和妇女提供服务。
永乐十四年(1416)，朱棣下令第二次出使帖木儿帝国，在永乐十六年下令第三度出使。他给沙哈鲁的信上的语气，逐渐有了改变。朱棣开始叫沙哈鲁“朋友”，赞许他“明礼乐、资聪颖、才识博、行事慎密、明智超人，伟乎众穆斯林之上”。朱棣大量赐予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者礼物，如白银、丝绸、锦缎、猎鹰及瓷器，并表达他个人的愿望，希望使臣与商人能不间断地在两国之间来回行走。沙哈鲁慷慨地做出回应，而且在朱棣在位期间，代表团多次来自撒马尔罕及哈烈，44位使臣来自哈密，另外的32位使臣来自中亚的其他城市，带着给朱棣的贡礼如马、狮子及豹，抵达了明朝的宫廷。
利益是蒙古的朝贡使节到明朝的主因，而职业的商人通常伴随着外交使节前来。为了这个目的，帖木儿部、兀良哈部及南部的女真族(译按：建州女真)，乐意向中国的皇帝叩头。尽管部酋贪图具有特殊花样及织金的绸缎那类的奢侈品，但还是有一些蒙古人日常生活所缺乏的普通物件。蒙古人依赖中国人供应如金属工具、麻药、针及线等这类基本的东西。在永乐五年，即使骄傲的阿鲁台也曾贬抑自己，派一名叫哈费思(Hafiz)的使臣到明朝要求医药，并获得朱棣允准赐给。第二次前来请求药草，则在宣德五年(1430)当阿鲁台本人生病之时，蒙古的使臣有时特别要求中国的人参、木香、占卜书、阴阳书及化妆品。蒙古的妇人可能使用白粉及朱砂粉作为胭脂，并将一种金粉擦抹在额头上。蒙古人也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一种黑色油膏或油彩，部酋的妻子用它作为一种眼线膏；她们修剪她们天生的眼睫毛，然后用这黑色的油膏在双眼上画出耀眼的睫毛。蒙古人要求的稻米及谷子，则很少获得允准，因为朝廷怕这些补给品会增加蒙古人备战的能力。
当蒙古的使臣进入中国的领土之后，他们的马匹及其所带来的行李，都由差役来处理。所有外国的使节的需求，也由朝廷指派的护送队伍以及驿站照应，蒙古使节在前往京师的路上，就住在驿站这类的地方。驿站和火堠的系统，从帝国边境一直到京师，沿途设立，以便将讯息迅速地传达到皇帝耳里。火堠墩顶的火焰，立于彼此可以互见的范围内，以暗号传递重要的讯息，在一天之内就可以传至京师。接力的跑马者驰马飞奔(译按：这样的人称为“马上飞”)，带着讯息从这个驿站到下个驿站，用正常速度要走上数周的数百里的路程，仅数天即可跑完。
为了外国使臣在中国境内旅行之便，驿站提供马车、马匹及幼童以运送所有的东西。每一天晚上，还会给予使臣“一个卧铺，一套丝质睡袍，连同一名侍役照顾他们所需”。并提供令人满意的饮食，如羊肉、家禽、馒头、米饭、腌菜、酒及发酵性饮料(beer)。驿站对于所有有关抵达和离去的人，及提供了什么服务的细节，都留下记录。
永乐时期，拨给一个来自波斯的成员有77人的使节团的每日定额包括：羊12头、鸭4只、酒50瓶、稻米约200磅，与各色水果140磅、面粉120磅、烙饼200个、各色甜糕1盘，蔬菜、调味料若干。到了15世纪中叶，蒙古使节团规模的成长，其对食物的需求，已明显地成为朝廷的一个负担。据传闻，在1440年代，一支由240人组成的瓦剌使节团，在中国停留的两个月期间，共吃了羊5000头。
当蒙古或其他外国的使节团抵达明帝国的朝廷时，他们会由礼部的官员进行访谈，询问该国的风俗、地理形势，而且会根据这些资讯画出一张图并呈给皇帝。如果该国的风俗特异的话，还必须画一张有他们的脸及衣服的图案。
朱棣自在位一开始，就特别注意中国与西藏各宗教领袖的关系。他虽与这许多的宗教领袖接触，但似乎与第五代法王俾辛谢戈巴(Bebshin Shegpa)交往较深，他控制着西藏的东南部，朱棣对他提供援助以镇压与之竞争的佛教宗派。
当朱棣还是一名年少的亲王时，他就曾听到过法王(意为“掌轮回之宗师”或“有道行之人”)超凡的力量。第一代法王被尊为“活佛”，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来到世间以减轻生灵的苦难。据说，第五代法王在洪武十七年(1384)诞生之前，就已在母胎之中朗诵经文及字母表，而他母亲梦见彩虹以及花朵如雨般从天而降，并闻到甜美的清香。
永乐三年，朱棣派遣宦官侯显及僧人智光邀请法王(他在中国以“哈力麻”之名为人所知)来到南京。这位24岁的僧侣接受了邀请，从距离拉萨四十英里的宗教重镇簇尔卜，取道喀尔麻岗及拉哈天岗寺(译按：“喀尔麻岗”、“拉哈天岗寺”，二地名均系音译)，最后在永乐五年四月十日到达中国的京城。数以千计穿着朝服的官员与大量的佛教僧侣，聚集在南京的城门口来迎接他。朱棣把法王请到一头大象上面，给予象征释迦牟尼制定的佛法运转法则的金法轮。然后，法王将一个象征发号施令的白色法螺贝，献给成祖。接下来便是接见与款宴，朱棣给予比自身还高的席位，以尊崇法王，并命他掌管中国所有的僧侣。成祖请这些西藏的喇嘛，在灵谷寺为其父母举行荐福仪式。根据中国与西藏地区双方资料的记载，这些僧侣居停在南京时，因为一连串的“奇祥异瑞”之事而受到注意，而此应该是喇嘛利用特别的天气条件，巧妙地配合其宗教仪式形成的结果。
据报导，放置圣物舍利(编按：或作设利)的佛寺上方，“浮图设利犹镜圆，影涵明月霄汉悬”。同样地，闪闪的金光，出现在法王本身所住的宫殿上方。数天以后，西南方的天空，突然充满“彩云，状如托钵”，以及后面跟随着大批随从、大家奉若神明的阿罗汉的图像。人们甚至于相信他们真的可以在街道上看到阿罗汉。还有两个场合，据说“天花”从天而坠；其他场合，据说许多人看到僧侣们飞过天际。法王抵达之后的第十四天，有人看到一只白鹤在空中飞舞，而一道彩虹看起来好像环绕着太阳，并且在天空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无数祥瑞幻象：狮子、大象、龙和菩萨。
在这些大事之后，成祖赐予法王“万行俱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的头衔，并命宫廷画师将奇迹画在50英尺长的裱背绢轴上，让法王带回簇尔卜。法王离开中国之前，访问了山西五台山的佛教重镇，并为成祖的双亲(译按：即明太祖及马皇后)另行举行了荐福仪式。永乐皇帝也做了一个梦，看见一顶由10万荼吉尼天(dakinis)的头发制成的神秘金刚帽，翱翔在法王的头上。于是，他下令制了一顶饰以钻石纹章的方形黑帽，赐予法王。这顶黑帽被转生的法王一再使用，成为这个宗派的象征，而且据信它拥有法力，所有看过它的人都可获得解脱。
在法王到访期间，朱棣曾将部队置于边境上，准备入侵西藏地区。他告诉法王说，西藏地区的佛教教派太多了，他可以用武力提供协助，让法王建立一个真正的教派。法王解释说，这不是他的愿望，而且用兵对生灵没什么好处。他坚持，教义的各种方便法门，对回应人们的愿求来说，都是不可抹煞的。不顾大臣的劝告，朱棣撤回了部队，不久之后，这位法王即以32岁之龄死于天花，西藏地区的人认为他避免了明王朝的入侵。
▲由于方土建议皇帝需要多数的性伴侣，在永乐朝，数以百计的朝鲜处女，成了朝鲜朝贡贸易的“贡品”之一。
在永乐年间，所有出使的任务之中，最令人好奇的，可能是横越黄海，带回数以百计的朝鲜处女以充当宫女这件事。像这一类行程的使臣，大多仅限于宦官，而自古以来他们在宫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妃嫔及后宫其他事务的管事及看管者。
有关明朝宫中内部的事务，我们能知道的事实上不多。明朝的皇帝对于个人的秘密泄漏出紫禁城宫墙之外，常会大发雷霆；服侍过皇帝的宫女如果年纪大了，将被软禁在孤立的院囿中，直至她们去世为止。后来清代的记述，可能反映了这种沿自明朝宫廷的方式，只是无法证实。在清代，敬事房太监专管记录皇上与皇后每一次亲密关系的情事，因为怀皇子的日子是需要查证的。每日晚膳之后，首领太监会捧上银盘，银盘上排着皇帝宠爱的妃嫔的名牌。如果皇帝对行房没有兴趣，他会婉拒。倘若愿意，会选一枚名牌，正面朝下地放在盘上。
首领太监随即拿着被选出的这个妃嫔的名牌，交给另一名太监，这名太监的个别任务即是除去这位妃嫔的衣服，将其包裹在毛氅中，放在背上，背到皇帝的寝宫里。之后，这个太监则全程待在寝宫外一段相当的时间，然后高呼：“是时候了！”在太监进入皇帝的寝宫、接走妃嫔之前，如果必要的话，这句话会重复三遍。这名太监会问皇帝是否希望这名妃嫔生下他的小孩，如果皇帝说是，这个日期会被登记下来。倘使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太监就会将此一妃嫔带回她的寝居，给予像“冷花”的下胎药，据说这些药可以催经血。
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即建文四年)九月，朱棣派俞士吉通知朝鲜国王李远芳有关他本人取得天朝宝座的讯息。李远芳立即派了一名使臣来到朱棣予朝廷，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并要求一枚钦赐头衔的新印。朱棣授以朝鲜国王与世子名衔，并展开一年数次的交换使节。李远芳渴望得到中国本草方面的医籍(为了其身体不好的父亲)以及丝绸、书籍、乐器。中国则回报以要求人参、当地的漆器、豹子、海豹，及一项异常沉重的朝贡负担，即黄金150盎司、白银700盎司及大量的马匹和牛只。永乐元年，朝鲜送了1000匹马到中国；永乐二年，则是牛1万匹；永乐五年，送了马3000匹，而永乐八年更达到了6000匹。
另外，朱棣要求的进贡项目之一，即是要求该国提供数百名绝色的少女，送入朱棣的后宫，以供性欢愉之用。朝鲜女子素以其娇柔特质著名，朱棣在永乐六年(1408)派太监黄俨到朝鲜，选了300名少女，包括后来成为朱棣宠妃之一的权氏。次年，中国复要求同样数字的闺女，而这令朝鲜人火冒三丈。
▲方士的房中术将性比喻为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男子必须小心地保存其“阳”精。
促使成祖命令数以百计的少女不断地送入其后宫的缘由，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性欲而已。早在唐朝时，方士就已经在精详的论述中，为性行为描绘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对于小孩的观念，方士认为男子的“阳”精，与女子的“阴”精，必须合在一起“彻底地调和”。最后，他们劝导人们在行房时要慎选吉日、吉时，并准备床及卧寝，在床及卧寝上需覆以黄色丝绸。(黄色是沃土的颜色。)夫妻俩也被嘱咐必须将桃树枝插在他们要睡的卧榻或床幔上。(桃子被认为是女性生殖器官与生儿育女的象征。)性的交媾与小生命的创造，是自然、没有罪恶的结合，是宇宙进程的一部分，就像赐以生命的雨水浸淫着大地一样。
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几乎没有对性行为提供什么忠告，只是强调生育的孝行在责任上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并对多妻家庭的顺利运作表示关注。而道教则要理清男女彼此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根据他们的说法，男子需要性接触来“滋润其生命本质”，而使其“免于生病”。这些说法尤其认为这对40岁以上的男子特别重要，因为40岁以后恐怕就容易受“众病蜂起”的影响。最后，他们认为男子紧紧地控制本身及蓄存他所有的“阳”精，是维持生命所需的；而在这同时，还要从事多元的性活动以促使女子泄出她的“阴”精。由于阴阳被认为是带领所有事物向前运行的两个基本要素，男子保有这两者，在精神上便可以获得完整，并且达于“真阳”之境。据说男子每经验一次真阳，就可以增加12年的寿命。道士相信，一名男子只要与93名女子经验真阳，就会长生不老。
在中国的论著中，将这类性经验比喻为一场战争，而为了在战争中打败“敌人”，男子在其敌人(女子)使力时，必须节制本身的力量。这跟中国兵法和日本自卫的技艺“柔道”的原则是相同的。房中术还劝告说：先以没有魅力的女性练习控制真阳，事毕，立即休息。
收战罢兵，空悬仰息，还之武库，升之极。
“真阳”最好是与少女一起尝试，因为在少女这段时期以后，女子的阴精就会“趋弱”，对男子的用处就小了。修道者也说有一点是很重要的：跟任何一名女子行房不要持续太久，以免男子吸收到阴精，反过来压倒本身的阳精，伤到自己。在行房时，道士还告诫要敬慎交媾的力量，并鼓励拥有多一点的性伴侣。他们特别叮咛皇帝每晚必须与九名妃子行房，在每个月月圆的两个晚上，则要与皇后同寝。
朱棣成为皇帝时已40岁。在登上宝座之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小孩。他的健康状况总是不太好，身体因种种慢性病的纠缠而逐渐衰弱，他要求大批朝鲜的少女，可能是努力地想让他自己恢复年轻，或则至少是要获致生命的活力，以应付加诸面前的庞大工作量。
第八章 神兽的瑞现
永乐十年(1412)十二月十八日，永乐皇帝下令宝船船队第四次远征。总共召集了船舶63艘，水手28560人，组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支舰队，进行最富野心的冒险行动。先前三次的远航已经达到目标，天朝已经重新打开与南洋各国之间的贸易，并且着手进行恢复这个地区之间的区域和谐与平静。永乐十四年，成祖在南京静海寺献祭时，曾说：“海洋已征服，四隅皆平静。”现在，朱棣冒险的目标朝向波斯湾，而宝船远航的意图也有戏剧性的转变。宝船船队晚期的远征，成为明朝第三任皇帝个人的野心和自大的展现。这种以船队出征来表现皇帝自我也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方式。
虽然朱棣在永乐十年十二月就已经下令第四次远征，但郑和几乎在一年之后才准备好从南京离开，而且到了永乐十二年才终于从福建的海岸出发。计划中的目的地比印度还远，到达位于波斯湾入口霍尔木兹(Hormuz)的富庶阿拉伯港口，需要额外的准备与计划。
为了此次的远航，郑和征召了25岁的伊斯兰教徒通译马欢，他成为此次远航的首要记录撰述者。虽然他谦逊地自称是“山樵”，但是这位来自杭州湾的年轻人曾经受过良好的儒家经典教育，并且熟悉阿拉伯语。他的作品中显示出他是一个憎恶暴力与杀戮的人，也似乎有点容易受骗，很快就相信了他在陌生土地上所听到的鬼魂、吸血鬼以及借着哭号预报凶讯的妖精这一类的故事。然而他也是一个社会风俗的敏锐观察者，在某些方面提供了有关印度洋盆地各式各样的民族现实生活的一手目击实况。
郑和曾经长途跋涉到达华北的西安，亲自延请清净清真寺的掌教哈三担任远征船队的通译和顾问。船队在航行中遭遇一次恶劣的暴风雨，据说哈三的祷告平息了风浪，为了报答哈三，郑和在返航后，慷慨捐献这座西安的清真寺，赐赠一幢有名的建筑物——崇楼。
虽然中国人早已熟知霍尔木兹的富裕，不过是什么因素点燃了成祖的兴致，心血来潮要前往波斯湾，已无法确定。世上最名贵的珍珠，来自巴林岛(Bahrain)外海的浅滩，由霍尔木兹港市里技术纯熟的工匠串成项链，它也依靠周围丰富的资源，提供外国商人金、银、铜、铁、朱砂和盐。在1262年之后，霍尔木兹由波斯的伊儿汗所统治，同时也超越苏哈尔(Suhar)以及马斯喀特(Muscat)两地，成为这地区最重要的商港。在13世纪的时候，阿拉伯的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曾称其为“拥有宏丽市集的美好城市”，还有一句波斯的谚语说：“如果世界是一枚戒指，那霍尔木兹将是戒指上的宝石。”
与富裕而有文化气息的霍尔木兹进行贸易的前景，显然引起朱棣的兴趣。在登上天朝帝位12年之后，成祖到达了权力的巅峰。在国内，他正着手进行一个企图心旺盛的计划，准备将京师从南京迁往他的旧封地北平。帝国所有的资源都因为这个庞大的任务而动员起来，包括所费不赀的大运河整治，还有从遥远的地方像是四川、安南等地砍伐原木，并运回这些数量庞大的木材。朱棣或许是希望取得霍尔木兹的财富，带回异国情调的宝物，为他刚破土兴建的新京师皇宫增添光彩。他给宝船船队的官员钱币以换取货物。难道上天之子不可以伸手去拿世上的戒指吗？
当郑和在前往霍尔木兹之前，依照往例在占城国、爪哇国、苏门答腊和马来亚各港口、溜山国AAA：即今马尔代夫群岛，在印度西南方。、锡兰国及印度等地停留之际，另一支宝船船队的支队，在太监杨敏的统领下，航向主要位于现今孟加拉共和国的榜葛剌王国。根据判断，南洋各地之间的贸易生态在郑和到达苏门答腊岛东北岸的苏门答剌城邦之前，一直平静无事。这个城邦中国人称为“硫球”，也就是“硫磺球”，可能暗指这个城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珍贵药材硫磺的供应地。不论如何，当地不稳定的内政问题，足以妨害天朝的威信，郑和因此受命军事介入以重建秩序。
这段纷扰起源于永乐五年(1407苏门答剌国王在一场战役中，被邻国“花面王国”以毒箭杀死(中国人称之为“花面王国”，可能与苏门答腊高原脸上刺青的原住民有关)，留下苏门答剌国的王后带着年纪太小无法报父仇的儿子。在这种情况下，王后宣布要是谁能起来对抗敌人，她就嫁给他。有一位渔夫上前领导群众攻击花面王国，杀了该国的统治者。王后遵守诺言嫁给了渔夫，而苏门答剌国的百姓称呼这位渔夫为“老王”。
然而，当年幼的王子长大以后，杀了继父，为自己夺下苏门答剌的王位。渔夫的弟弟苏干剌和一群追随者逃入山区，组织叛军反抗王子。于是王子派遣使臣到明帝国朝廷，请求成祖承认其为合法的君主，并寻求援助对抗叛军苏干剌。
朱棣决定忽略含糊不清的合法性问题，而给予王子援助。当郑和在苏门答剌登陆后，按照往例与王子进行贸易，赐予大量的礼物。这一举动激怒苏干剌，他觉得受到冷落，于是率领1万人攻击郑和。这刚好给了郑和一个现成的合理解释——自卫——来对苏干剌发动攻击。郑和冷落苏干剌可能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引诱苏干剌在中方还没表露支持他国内战的哪一边之前主动攻击。当苏干剌撤退到邻近的城镇哑齐时，郑和持续追捕，并且终于俘获苏干剌及其家人。为了保障苏门答剌境内不再另起纷乱，苏干剌被带回中国。
宝船船队从苏门答剌国离开苏门答腊海岸朝西南方航行，穿越印度洋，十天后到达溜山国(马尔代夫群岛)，马欢记载中提到：溜山国境内无城郭，人民倚山“聚居”。宝船船队谨慎地穿过八个大岛之间的危险海域。这里的椰子树分布极广，每一个来自外国港口的航海人到这里来，都会购买一种用椰子纤维制成的绳索。溜山国岛民本身则用这种椰子纤维制成的绳索捆绑船板造船。
在溜山国，郑和及其随行的人也采购龙涎香，这种东西和相同重量的银等值；另外，也获得在其他地方当做货币使用的小玛瑙贝。这种纤细的贝类，合拢起来像紧握的一个小小的拳头，在溜山国产量极其丰富，岛民直接将它们像小山一般堆于岸边。
宝船船队并未在锡兰或古里驻足太久，即从印度海岸出发航向遥远的霍尔木兹。在顺风的情况下，航程缩短为25天，这期间每天航行距离达到61海里。(在宣德七年，也就是公元1432年，同样的航程，花了34天，一天才航行45海里。)在抵达霍尔木兹国时，中国人兴奋的情形明白地呈现在马欢的记录中。他描述：当地人皆“富”，其衣冠“济楚标致”。当地没有穷人，因为“若有一家遭祸致贫者，众皆赠以衣食钱本，而救济之”。
中国人热切地以本身的瓷器、丝绸来交换霍尔木兹的蓝宝石、红宝石、东方黄水晶、珍珠、珊瑚珠链、琥珀、羊毛织品及地毯。这些交易回来的物品，其中一部分，连同狮子、印度豹和阿拉伯马，一起作为献给成祖的贡礼，交给了天朝的特使。
郑和可能在这里或者在古里，遇见了来自东非城邦木骨都束(Mogadishu)、卜拉哇(Brawa)译注:卜拉哇，即今索马里共和国之布拉瓦(Brava)。、麻林(Malindi)的商人，说服他们与郑和一起回到中国，向成祖进贡——他们的确这么做了。
另外一方面，当郑和在霍尔木兹国的同时，杨敏带着榜葛剌国的新国王赛弗丁(Saifu’dDin)一起回到中国。赛弗丁(无疑是在杨敏的强迫下)为成祖带了一件极其特殊的礼物。这件礼物是一只有长长的脖子、两支肉角的温驯动物长颈鹿——原本是位于现在肯尼亚的麻林统治者送给榜葛剌国国王的礼物。杨敏从未见过这种动物，误以为是神话中的“麒麟”。在中国，麒麟与龙、凤、龟合称四神兽。一般相信：麒麟只有在太平盛世才会出现。据说麒麟身如麋鹿，尾如牛，额如狼，蹄如马，顶有一肉角如独角兽。另一种说法则说雄者单名为“麟”，有时候会有双角或者三角。麒麟不食肉，走路也避免踩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甚至包括草在内。因此，在中国成为仁德的象征，仅出现在政治清明之地与圣人诞生之时。据说当孔子的母亲走在树林之中时，踩到麒麟的脚印而因此受孕。另外一个类似的说法则是：麒麟直接出现在她前面，口中吐出一块玉，上面刻着“水精之子孙，继衰周而素王”。孔子的母亲在麒麟消失之前，应该曾在麒麟角上系上绣绂。
杨敏知道这一祥瑞象征的出现，必定可以取悦甚至谄媚永乐皇帝。麒麟无疑是上天的旨意，用来表达成祖至高的贤德懿行。难道还有其他的解释吗？朝廷官员们请求成祖允准他们上表公告天下庆贺皇上。然而，成祖拒绝官员们的请求，他说：“卿等但当夙夜竭心辅治，以惠天下，天下既安，虽无麒麟，不害为治。其免贺。”
不过，在谦逊的姿态背后，成祖心里一定非常高兴。翰林院书画家沈度，受命画下这只动物，他题了一首诗赞颂朱棣及其父皇之德。麒麟是在永乐十二年九月二十日进献朝廷，当时的景象就如同沈度的颂诗所形容的“臣民集观，欣喜倍万”。
西南之诹，大海之浒，
实生麒麟，身高五丈，
麇身马蹄，内角黦黦，
文采NB150耀，红云紫雾，
趾不践物，游必择土，
舒舒徐徐，动循矩度，
聆其和鸣，音协钟吕，
仁哉兹兽，旷古一遇,
照其神灵，登于天府。
紧接着在永乐十三年(1415)的夏天，郑和及宝船船队返抵南京。苏门答剌国逆党首脑苏干剌，于八月十二日献给成祖，成祖下令将其处死。虽然朱棣本身就是政权的篡夺者，但他对朝贡国的乱党绝不宽待，特别是当地的贸易因此而中断，而他的特使遭受到敌意。中国不像一百年后的葡萄牙，借着在当地建立一系列的城堡来铲除前进南中国海的障碍，而只是简单安排替换那些难以对付、只愿意按自己的条件贸易的不友善国家的领袖。
中国对海外的影响力在这个时候达到巅峰，所有印度洋盆地与中国海的重要贸易港——从朝鲜和日本，贯穿马来群岛和印度，到东非海岸——至少在名义上都臣服于中国的权威之下，并承认天朝的宗主权。中国本来可以挟带这个影响力的高峰，结合地理上的优势，在正在成形的近代世界中，成为一个支配的强权。当欧洲才正脱离黑暗时代之际，中国以一支由巨大帆船所组成的海军，已经准备好即将成为16世纪的殖民强权，并且随手可得到全球的财富。麒麟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吉祥的预兆，中国称霸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成祖已经开始将他个人的精力及帝国的国力都放在国内的事务上。这个影响力达到顶峰的时机，持续了几乎不到五年。
郑和第四次远航所带回来的外国贡使，于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正式接受朝廷召见。麻林来的特使，带来了另外一只长颈鹿，而这无疑地是受到郑和的鼓励。礼部尚书吕震再次请求成祖应允为麒麟的出现，发布表达祝贺的正式庆贺文告，朱棣再度拒绝。
成祖回应说：“往儒臣进《五经四书大全》，请上表，朕许之，以此书有益于治也。麟之有无，何所损益，其已之。”
虽然永乐皇帝再度给予一个适当、自谦的答案：儒家经典对于一个好政府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奇兽的出现。不过，朱棣还是在南京的宫门上正式接受麒麟纳贡，一并进献的有同样也是来自麻林的天马(斑马)与纨牛(可能是羚羊)。众官员与外国使节一起在皇帝面前，匍匐下拜于地。
望着当时的情景，成祖说：“此皇考(太祖)厚德所致，亦赖卿等翊赞，故远人毕来。继今日，益宜秉德迪朕不逮。”
绝大多数的人在此时都对上天一再嘉惠中国感到印象深刻，朱棣就在这个时候首次要求将南京迁都北平的计划搬到朝廷正式的议题上讨论。成祖任命宫廷画家王绂配合题诗，描绘一系列的宣传图画，用以颂扬北平的优点，特别强调北平位于保卫居庸关与北方边防的战略上的重要性。王绂利用这个时机，赞颂永乐皇帝(王绂以北极星作为暗喻)以及之前明朝先帝在扩张及统一帝国上的成就：
峰峦叠叠树冥冥，
黛翠浮光向日横。
高耸青霄临北极，
遥连紫塞到东瀛。
路通绝域来番使，
天设重关壮帝京。
四海车书今混一，
好磨崖石颂皇明。
朝廷的官员们附和皇帝的意图，很快地同意迁都这个既定的计划。因为早在永乐元年(1403)，也就是登基的次年，朱棣就已经下令将北平易名为“北京”，并在当地设立一个具备六部与军事分支机构的过渡时期政府。在永乐元年之后的几年之间，12万户的老百姓被重新安置在北京，而新都城的兵力，则由九边及三大营派兵支援驻守。
朱棣的迁都计划，目的不只是在为其旧封地增添光彩而已。朱棣跟他的父亲都充分地体认到必须以拥有强大卫戍部队的北边城市，来抵挡蒙古持续入侵的威胁。然而朱棣对于兴建北方新都这件事，似乎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就像宝船船队的远航一样，如何实践迁都北京的计划，跟这位篡位的皇帝如何看待他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在规模和华丽的程度上，或者由疯狂地追求完美这个角度去观察，在在都反映了朱棣对于证明本身帝位的合法性那种永不满足的需求。正如宝船船队令国外诸王赞叹不已，使他们充满敬畏(或被迫)而承认明代第三任皇帝的伟大一样，紫禁城的壮丽也是朱棣追求正统的表现，当紫禁城最后完工时，亦可谓天下无双。紫禁城在陆上，而宝船船队在海上，代表朱棣的权力，同时也象征他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来支配这个权力。宝船船队与北京的紫禁城将会遗留下来，成为永乐皇帝在位22年永恒的遗产。
永乐十四年，大运河整治完成。在短短的5年之中，长达130多英里的运河得到疏浚，并且建了38座船闸。到此时，北方的新都城可以从南边得到更充分的补给，工程也可以加速完成。朱棣不但指示紫禁城宫殿的施工，并在隔年亲自前往北京监督这项工程。计划中预定建造800间以上的厅堂，包括三幢主要的大殿、三座寝宫和百间以上分别作为办公、档案保存、藏书、工厂、匠作坊、库房之用的房间。所有主要的建筑都井然有序排列在一条南北走向的轴线上，形成对称的格局，反映儒家强调稳定与协调的理想原则。而紫禁城这个名字，则取自中国人所称呼的紫微星座，因为天上的皇帝象征——北极星，就是位于紫微星座的中央。
当时朝廷登记有案的为帝国服务的专业工匠，计有62种不同的专业领域，总共232 089人。除此之外，超过一百万的工人在北京从事一般的建筑工作，而数十万计的人口，则散在帝国的各个角落投入伐木与采石的工作。在永乐十五至十八年(1417—1420)间的施工高峰时期，估计全中国总数6000万的人口当中，大约有五十分之一投注在紫禁城的工程上。
在正式定都北京之前这段时期，朱棣来回穿梭于两京，在路途上耗费了相当多执政的时间。他出门总是带着一支护卫部队，包含骑兵1万及步兵4万，还有一个小型政府(称为“行在”)，成员来自各部高级官员及办事人员。不但如此，任何可能需要的服务人员，不管是医生、厨子，或者是更换破损封印的工匠，也都一起随行。由于皇帝是上天与地面之间精神上的联系，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他的行动必须小心，不能干扰大自然的力量。所以朗诵祈明代北京城平面图
祷文，奉献牲礼，都是为了安抚沿途的各路山神和水神。这是礼部官员们负担沉重的时刻。
永乐十四年秋天朱棣返抵南京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对郑和下了一道命令，要他护送来访的19国贡使回国。成祖给予郑和朝服、锦绮、纱罗，作为赏赐诸国贡使的临别赠礼，另外还有一枚印玺，用来册封印度西海岸的柯枝国国王。
就如中国之前以承认满剌加国的独立，来遏阻势力强大的暹罗和爪哇各个王国；现在同样也授予柯枝国相同的恩典，来防范该国主要的竞争对手——马拉巴海岸的古里国。据说朱棣亲自为册封柯枝国的碑铭撰文，字句间显示了他在位中期的治国理念。
明代紫禁城平面图
他写道：皇帝之道，与天地相联结，包含各地所有的人民。普天之下，只有惟一的法则，所有的人都受到相同的关怀。他问：“忧戚喜乐之同情，安逸饱暖之同欲，奚有间于遐迩哉？”就像之前的父皇一样，他想见到“远邦异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于天下〕！”。
接受中国的教化与融入中华帝国，柯枝国因此获得五谷丰收与繁荣兴盛的太平恩泽。于是臣服于中国的柯枝国王，也像朱棣一样仰望着天说：
何幸中国圣人之教，沾及于我。乃数岁以来，国内丰穰，居有室庐，食饱鱼鳖，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长，熙熙然而乐，凌厉争竞之习无有也。山无猛兽，溪绝恶鱼，海出奇珍，林产嘉禾，诸物繁盛，倍过寻常，暴风不兴，疾雨不作，札NB928殄息，靡有害灾。
永乐皇帝于是把自己当做是一位赋予生命的父亲，不单对城邦小国柯枝如此，同时对世界上所有民族也是如此。这种认知回应了中国固有的观念。天子既为上天之子，当然也就是全天下的统治者。早在基督纪元初几世纪，中国人已经熟知一种观念：天下之大，尽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没有所谓疆界之分。(译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假如已经拥有一切，还有什么理由要向外征服的呢？欧洲的侵略行为，超越原本为了满足开拓东西贸易有利环境的需求，这种好战而类似十字军东征的殖民主义，完全和中国人理想中全能的、半神性的天子背道而驰。因此，在朱棣的身上看不到欧洲这种观念。归顺中国所换得的报酬是本身的繁荣；以这种方式对待未开化的民族可以逐渐提升他们对中国的忠诚度，这远比加强驻军的兵力要来得有效得多了。无论如何，如同洪武皇帝在明代一开始就得到的结论，试着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地方维持驻军是愚蠢的行为，因此朱棣和他的继任者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尝试。而欧洲各个殖民强权还要再过四百年后才得到相同的结论。
离开中国海岸进行第五次远航之前，宝船船队在福建省的港市泉州做了停留。在这里，宝船搭载了当地制造的瓷器，以及远自内地景德镇官窑来的精致青花器皿。而用来海外贸易的茶叶、丝绸及布匹，也都一一上船。船队停留的几个月时间，郑和住在靠近泉州南门的来远驿宾馆，由当地官员竭诚款待。士兵及水手则歇脚于停泊在外海的船舶上。
泉州就像广州一样，成为外船停泊的重要港口已经超过五百年以上，拥有大量的伊斯兰教人口。资料显示，在停留期间，郑和曾经参拜港口附近涂门街的泉州大清真寺，以及城外两位伊斯兰教先知的墓冢。郑和虽然参加佛教的宗教仪式，同时也参加航海人对于道教女神(即妈祖)所举行的祈祷仪式，但并没有因此就淡忘本身的伊斯兰教信仰。他从来没有放弃父亲的信仰，甚至可能在永乐初年泉州伊斯兰教徒的反迫害运动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郑和曾经造访的两位伊斯兰教先知的墓冢，位于长满草的山丘顶上，现在是一个广大的伊斯兰教公墓中心区。墓冢由两块石板以及石柱所排成的半圆形结构所组成，上面注记的日期为唐朝。这两位“先知”可能是早期停留在泉州并与当地女子结婚的阿拉伯商人。某位明朝地方官员，在这里树立一块石碑，纪念郑和的造访：
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霍尔木兹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阳历5月30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薄和日记立。
郑和行香礼拜的艾苏哈卜清真寺，是由先前留下的建筑结构所拼凑而成的。在这里，信徒们可以从一座建于8世纪的石造露台观察月亮的盈缺，判定伊斯兰斯历九月(Ramadan)的斋戒日何时开始。清真寺里有一座可容纳500人的大礼拜堂，还有一座建于11世纪的相当典雅的伊斯兰教尖塔。就在清真寺外有一个庭园，庭园的围墙上有一块石碑，碑上注记的日期为永乐五年六月十六日，署名永乐皇帝。内容描述伊斯兰教的信徒“诚心好善”，“敬天事上，益效忠诚”，“良可嘉尚”。成祖下令保护所有的清真寺。另外他更进一步下令保护伊斯兰教徒：“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伊斯兰教徒］。敢有故违朕命，以罪罪之!”
根据地方上的回教记录，明朝初年伊斯兰教徒确实遭受到相当大的迫害，很多教徒因此离开中国或放弃本身的信仰。原本在元朝末年的时候，伊斯兰教徒估计大约有4万人住在泉州，奉祀七座清真寺。伊斯兰教当局宣称在明朝取得政权时，七座清真寺全数被焚毁。中国人对伊斯兰教徒的敌意，可能与他们曾经担任帮蒙古人收税的角色有关。永乐皇帝的题碑意味着一个事实：时间就算到了永乐五年，反对伊斯兰教徒的情绪仍然余波荡漾；另外一方面，在郑和第二次远航期间，这一年他刚好就在泉州，虽然缺乏确切的证据，不过各种迹象显示，他可能与成祖颁定圣旨(如果不是怂恿的话)，保护当地的伊斯兰教族群有相当的关系。而在泉州北方沿海的福州，也获颁类似保护伊斯兰教建筑与教徒的圣旨。
在这段期间，郑和确实曾经造访就在泉州北方一个半岛上的伊斯兰教徒小村落白奇村。一般相信为了远航所需，在这里他补充了许多舵手与海员。据说是在元朝灭亡时，有位名字叫做伊本·德广贡(Yiben Deguang Gong)的阿拉伯商人，从泉州逃到了这个偏僻的地方，所以今日所有的村民，都是他的子孙。小村落的位置迎风，只有一些树，难以抵抗暴风雨侵袭。镇上的建筑物紧紧地聚集在一起，全部都是以石头建造，并且装饰彩色的瓷砖，与其说是中国人的村落，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阿拉伯的村庄。在港口停泊着用来打鱼的平底帆船，这些帆船大部分还是用手工器具制造；在港口附近，有一座建于宋代的小型社区聚会所。白奇村的船夫们说，郑和在永乐十五年(1417)来这里时，曾在聚会所里与村民下象棋；其中有些船夫还记得祖先们所流传下来的故事，就在郑和第五次远航的时候，据说有一艘船搁浅在爪哇外海的浅水区，就是由来自白奇村的人非常努力而且迅速激烈地以船篙将船撑离浅水。船夫们还说，当船脱困后，插了一枝篙在浅滩上，以标示这个危险的地点。关于白奇村先前的航海人，系得自1990年5月对白奇村的书记郭翔鹏所做的访谈。
这次远征，郑和在各个地方做了停留，包括占城国与爪哇国；苏门答腊的三佛齐，苏门答剌国与哑齐，马来半岛的彭亨国(Pahang)与满剌加国，溜山国、锡兰国，及在印度沿海的柯枝国及古里国。接着船队越过霍尔木兹国，第一次航行到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位于红海入口的阿丹国(Aden)。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阿丹国是从地中海赴印度及远东中途的大港。当时阿丹国在拉苏里王朝(Rasulid dynasty,1229—1454)的统治之下，王朝的首都在塔伊兹(Ta'izz)。拉苏里王朝统治整个阿拉伯半岛的西南部，北方则到达麦加。依据马欢记载：阿丹国有“马步锐兵”七八千人(据其他记载则有两万人)，这样的一支军队对阿丹的邻邦确实造成威胁。阿丹国国富民饶，国内的伊斯兰教妇女均穿戴珠宝——这些珠宝包括四对镶着宝石的金耳环、珍珠、宝石缨珞，而她们的手指及脚趾上皆戴有戒指。
郑和受到阿丹国苏丹热情的款待，原因可能是阿丹国的苏丹正在寻求盟邦，希望能够对抗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Mameluke)苏丹，争夺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控制权。马欢写道：“在王府行礼，甚恭谨感伏。”于是苏丹下了一道命令，拥有“珍宝”的人，才准许与天朝的使臣贸易。中国人以金、银、瓷器、檀香木、胡椒，来交换阿丹国的猫睛石、红宝石、大型珍珠、几棵超过两英尺的珊瑚、琥珀、蔷薇露。狮子、斑马、金钱豹、鸵鸟、白鸽、长颈鹿，则是苏丹献给永乐皇帝的贡品。除此之外，苏丹送给郑和两条珠宝镶嵌的金带、一顶镶有珍珠和宝石的金帽、两支号角，以及嵌刻在金叶上献给天朝的一封特殊的表文。
离开阿丹国，船队第一次航向非洲海岸，护送来自木骨都束、卜拉哇(在现在的索马里)、麻林(在现在的肯尼亚)的使节回国。在索马里到坦桑尼亚数千英里的海岸地带，散布着大量的城镇，这些城镇分享共通的语言与文化，这种文化叫做史瓦希里文化(Swahili，来自阿拉伯语sahil，意为海岸)，相对于内陆“不文明”(ushenzi)的民族，他们认为本身是“文明”(uungwana)的民族。在9世纪伊斯兰教徒分裂之后，阿拉伯人在木骨都束、麻林、基卢瓦(Kilwa)等地安定下来，并与当地人通婚，形成史瓦希里文化。一拨拨来自印度洋海岸的移民潮，包含印度人、波斯人、印度尼西亚人，加上来自内陆的非洲民族周期性地注入这些沿海城市，形成多语言性的文化。
宝船的船队在15世纪初航向木骨都束及蒙巴萨(Mombasa的时候，史瓦希里的城镇，由独立的阿拉伯领袖所统治。单桅帆船装载当地农产品，在沿海各地来回贸易，航线可能远及阿拉伯本土，商人们在那里可以获得中国的瓷器、丝、大马士革布(damasks)、地毯、珍珠、香水及玻璃珠。史瓦希里的城镇拥有朴素的三层楼房和青草茂盛的花园。楼房是由珊瑚礁碎石及石灰泥墙所建造，而花园里种植的是柑橘类的树木与蔬菜。回教的影响在这里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过当地似乎也在追求属于自己的发展方向，从史瓦希里的清真寺带有印度尼西亚色彩与怪异的柱状坟墓可以得到证明。无论如何，中国人所遇见的这些沿海民族是极度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贾巴·拉·姆托瓦剌(Jumba La Mtwana,位于蒙巴萨北方)的清真寺有一块墓碑，引述《古兰经》上的一段话：
每个有生命的，都是应尝一死的。在复生日把你们的报酬完全赐给你们。离开火狱得进天园的人确已达到目的了。今世的生活不过是骗人之物罢了。
虽然史瓦希里人觊觎中国的货品，特别是他们用来镶进墙上和坟墓的瓷器，但是无法确定他们当时是否展开双手欢迎宝船船队。跟阿拉伯的单桅帆船比起来，中国的宝船对史瓦希里人来说更令人无法抵抗，而且更令人恐惧。何况史瓦希里人有猜疑外国人的倾向，因为这些外国人还不时入侵他们的海岸。
费信曾经描述木骨都束的居民“嚣顽”。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罗懋登在一本有关郑和远航的小说中(一般相信具有历史的可靠性)，特别记载郑和曾经用火药轰击“拉撒国”的城郭(一般推测大概靠近索马里的木骨都束)，机警的木骨都束国王因此而欢迎中国人的到来。木骨都束的国王应该说过这段话：“明国帝与我国，相距有数十万里，今日无故，加我以兵，显系欲制服我等！”根据作者的描述，木骨都束的首领曾考虑过要攻击郑和，但最后还是在宝船船队的优势武力下臣服。
当郑和于永乐十七年(1419)七月十五日回到中国时，成祖厚赐所有宝船上的官员，并在八月八日于朝殿上接见前来进贡的外国特使，造成一阵轰动。朝廷官员们对于非洲贡使游行展示的珍奇动物，“莫不引领快睹，顿足骇鄂，以为希世之罕闻，中国所未见”。来自阿丹国的第二只麒麟，就像上次一样，官员们以同样铺张的方式来迎接，其中包括金幼孜的一首庆贺诗：
无幽弗烛，无远弗暨。
川汇云奔，稽首奉贽。
爰集大瑞，后先骈臻。
何以致之，惟皇之仁。
这些特使在中国停留了大约快两年的时间，直到永乐十九年(1421)春天，朱棣终于下令应该送他们回国为止。在所有郑和的远航当中，神秘而又短暂的第六次航行，开始就带有探查的色彩，主要的动机在于满足好奇心而不是获得实质的利益。非洲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黄金国(El Dorado)——到处充满着稀罕珍奇的事物，神秘而又深不可测。中国几次造访非洲的各种记录中，描述的是东非沿岸的干燥与土著民族的艰困，很少提到贸易。费信曾经记载：木骨都束“酷热难耐”，因而“此地无耕土，多以渔为生。以天候酷热，寸草不生……若周游其国，见者唯戚然之目光。地唯沙土，别无它物。”
在第六次远航途中，船队应该是在苏门答腊的苏门答剌国分道扬镳。太监周满(郑和的副手之一)率领船队的主要部分前往阿丹国及非洲，而郑和与一支小分遣船队应该是回到了中国。历史记载指出，郑和在永乐十九年十一月回到京师，然而其余的船队则至一年以后才回国。北京城在永乐十八年正式成为国都，郑和匆匆赶回来，可能与参加紫禁城落成典礼有关。
这个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群，拥有闪闪发光的金黄色琉璃瓦屋顶，从冂字形的午门开始，是一连串的开放空间和用圆柱造的宫殿。朱红色的午门高50英尺，支撑三间双层屋檐的长形阁楼。在这里皇帝颁布诏书与接受献俘。穿过午门，进入一个超过7英亩的巨大中庭，皇帝就坐在奉天门(奉天承运之门)上，昭告天下有关宣战及停战的诏书，或是在这里庆祝春节及自己的生日。随后在公元16世纪，增建一条人工河流(译按：即金水河)在广场中蜿蜒绕行，河上横跨五座精雕细琢的大理石桥(译按：即金水河桥，又称玉带桥)，象征五德。只有皇帝才可以穿过中间那座大理石桥，在紫禁城中央的御道上行走。
永乐十九年的春节(1421年2月1日)，奉天门广场充满数以千计的外国使节、官员和将官，他们群聚在一起祝贺皇上紫禁城完工大喜。官员们整齐一致地向成祖行三跪九叩的拜礼。接着由文武九品的百官中所推派的一位代表，向成祖进呈献礼，祝他万寿无疆，在位“万岁”。庆祝这个场合的卷轴式诏书，由午门上展开，呈现在门下的人群眼前，并且誊抄复制，广泛发布全国。在万钟齐鸣之下，成祖起身转往华盖殿，最后回到他的寝宫。紫禁城的北侧，是皇帝、皇后及许多妃嫔的居家活动区域，在这里有御花园和皇家专用的道庙。越过护城河及紫禁城的高墙，有一座人造的假山(译按：即煤山)，是北京的最高点，只要皇帝愿意，他可以一览无遗地鸟瞰自己的居所。
永乐皇帝不只对新皇宫的管理巨细靡遗，他还对艺术品有兴趣，特别是瓷器跟漆器。成祖偏爱一种乳白色的瓷器，也就是后来知名的“甜白”。这种瓷器在釉料上有微小气泡散发着光亮，带给瓷器本身一种格外的柔美感。他在永乐四年(1406)拒绝接受外国使节进贡的玉碗时说：“朕朝夕所用中国瓷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库中亦有之，但朕自不用。”
在永乐皇帝在位期间，创造出青花瓷器丰富的色彩。部分原因在于使用一种叫做“苏泥麻青”或“苏剌麻青”的进口钴矿。这种据说来自波斯卡尚(Kāshān)的原料，其中的成分铁含量高、锰含量低，刚好和中国所产的锰含量高、铁含量低的钴矿相反。由于郑和的帮助，才能取得这种珍贵的进口钴矿，用来改良这种独特的青花瓷，使明朝的瓷器在世上极富盛名，因此郑和在这方面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另外一方面，梵文与海洋生物的基本图案(鱼类、海怪以及波浪)也在这个时候首次进入瓷器的造型参考图案当中。一般认为新皇城里飞虹桥上的华丽鱼雕，是用郑和带回来的白石所雕琢成的，而创作的灵感则来自郑和的航行。永乐皇帝感到非常骄傲，准许“永乐”两个字印记在官瓷上;从此以后，瓷器不再使用出产地，而是用年号来鉴别。
朱棣也很欣赏精致的漆器。当日本的使节将中国浙江嘉兴的雕漆大师张成、杨茂所制作的一些漆器进献给成祖时，皇帝马上派遣宦官去找寻他们。不幸的是这两人都已经去世，不过朱棣命令张成的儿子张德刚加入皇家作坊(译按：即内府果园厂)，因此张德刚与另一位嘉兴的师傅包良，可以在中国历史上对若干最精致的漆器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错综复杂的花状设计，由于细部精巧之至，单用肉眼几乎无法端视。举例来说，如果仔细检视一个上面密布罂粟花的盒盖，会发现每一朵花的中心，都呈现出彼此不同的图案。
祥瑞的麒麟所组成的游行队伍，一只接着一只出现在新完成的紫禁城城门之前。成祖的仁德已经被天下所承认，无穷无尽的太平盛世似乎就在永乐十九年的春天到来。明朝出外远航，然后接受外国使节朝贡的运作模式，也将永无止境地循环下去。从此宇宙的运行井然有序。真的是这样吗？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一场毁灭性的大火席卷了整座紫禁城。娇生惯养的麒麟，在御兽园的地上，茫然不知所措地仰望着滚滚翻腾的黑烟。
这次远征，郑和在各个地方做了停留，包括占城国与爪哇国；苏门答腊的三佛齐，苏门答剌国与哑齐，马来半岛的彭亨国(Pahang)与满剌加国，溜山国、锡兰国，及在印度沿海的柯枝国及古里国。接着船队越过霍尔木兹国，第一次航行到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位于红海入口的阿丹国(Aden)。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阿丹国是从地中海赴印度及远东中途的大港。当时阿丹国在拉苏里王朝(Rasulid dynasty,1229—1454)的统治之下，王朝的首都在塔伊兹(Ta'izz)。拉苏里王朝统治整个阿拉伯半岛的西南部，北方则到达麦加。依据马欢记载 ：阿丹国有“马步锐兵”七八千人(据其他记载则有两万人)，这样的一支军队对阿丹的邻邦确实造成威胁。阿丹国国富民饶，国内的伊斯兰教妇女均穿戴珠宝——这些珠宝包括四对镶着宝石的金耳环、珍珠、宝石缨珞，而她们的手指及脚趾上皆戴有戒指。
郑和受到阿丹国苏丹热情的款待，原因可能是阿丹国的苏丹正在寻求盟邦，希望能够对抗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Mameluke)苏丹，争夺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控制权。马欢写道：“在王府行礼，甚恭谨感伏。”于是苏丹下了一道命令，拥有“珍宝”的人，才准许与天朝的使臣贸易。中国人以金、银、瓷器、檀香木、胡椒，来交换阿丹国的猫睛石、红宝石、大型珍珠、几棵超过两英尺的珊瑚、琥珀、蔷薇露。狮子、斑马、金钱豹、鸵鸟、白鸽、长颈鹿，则是苏丹献给永乐皇帝的贡品。除此之外，苏丹送给郑和两条珠宝镶嵌的金带、一顶镶有珍珠和宝石的金帽、两支号角，以及嵌刻在金叶上献给天朝的一封特殊的表文。
离开阿丹国，船队第一次航向非洲海岸，护送来自木骨都束、卜拉哇(在现在的索马里)、麻林(在现在的肯尼亚)的使节回国。在索马里到坦桑尼亚数千英里的海岸地带，散布着大量的城镇，这些城镇分享共通的语言与文化，这种文化叫做史瓦希里文化(Swahili，来自阿拉伯语sahil，意为海岸)，相对于内陆“不文明”(ushenzi)的民族，他们认为本身是“文明”(uungwana)的民族。在9世纪伊斯兰教徒分裂之后，阿拉伯人在木骨都束、麻林、基卢瓦(Kilwa)等地安定下来，并与当地人通婚，形成史瓦希里文化。一拨拨来自印度洋海岸的移民潮，包含印度人、波斯人、印度尼西亚人，加上来自内陆的非洲民族周期性地注入这些沿海城市，形成多语言性的文化。
宝船的船队在15世纪初航向木骨都束及蒙巴萨(Mombasa的时候，史瓦希里的城镇，由独立的阿拉伯领袖所统治。单桅帆船装载当地农产品，在沿海各地来回贸易，航线可能远及阿拉伯本土，商人们在那里可以获得中国的瓷器、丝、大马士革布(damasks)、地毯、珍珠、香水及玻璃珠。史瓦希里的城镇拥有朴素的三层楼房和青草茂盛的花园。楼房是由珊瑚礁碎石及石灰泥墙所建造，而花园里种植的是柑橘类的树木与蔬菜。回教的影响在这里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过当地似乎也在追求属于自己的发展方向，从史
作者：马甲乙 在 海归茶馆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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