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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八卦系列] 鲁迅，许广平，及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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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八卦系列] 鲁迅，许广平，及其他 -- 阳光在多城 - (11030 Byte) 2011-9-22 周四, 23:00 (4187 reads) |
阳光在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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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阳光在多城 在 海天文学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 周氏兄弟
这里要简单介绍一下周氏兄弟的大家庭。周家在绍兴一直是上流社会，就算不是代代为官，也广蓄田产，生活富足。周氏兄弟的祖父周福清考中进士，被点了翰林，让家道又小小中兴了一下。熟悉鲁迅家史的读者都知道，这位祖父对周氏兄弟命运的影响极为深远－－只不过算不得是正面影响。周福清因为在一场科举考试中行贿被发现，受到朝廷的严肃处理，一连多年在北京蹲大狱，徘徊于生死边缘（监候斩）。对于在绍兴的周家来说，家境是一下子『从小康坠入困顿』。不单是经济上大不如前，还伴随着社会地位的一落千丈，让刚刚懂事的鲁迅和周作人备尝人情冷暖。周氏兄弟的父亲周伯宜是长子，但科举不顺，周福清向考官行贿，有部份原因也是为了他。科场舞弊的案子捅出来之后，个性软弱的周伯宜深受打击，生了大病，三十多岁就去世了，走在周福清的前头。尽管周伯宜并不长寿，但还是育有五个子女，只是长女和幼子都夭折了。
祖父周福清脾气很大，会骂人，连自己的儿子死了他也要讽刺两句，从北京的大狱里写来挽联说：『世间最苦孤儿，谁料你遽抛妻孥，顿成大觉；地下若逢尔母，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周福清还养了好几房姨太太，组建了一个典型的传统大家族。鲁迅和周作人长大以后虽然靠笔杆吃饭，却都没有贡献多少文字给勾心斗角的家族矛盾和奇形怪状的男女关系。这个任务落到了晚一辈的另一个没落贵族后代张爱玲肩上。不过对周氏兄弟来说，祖父的太太姨太太对他们并非没有影响，实际上潜移默化的作用还相当深远。周福清的继室蒋氏，不但长期受到丈夫冷落，而且经常挨骂受辱。蒋氏的遭遇就引起了周氏兄弟对女性的深切同情，特别是周作人。
周氏兄弟的母亲鲁瑞的娘家也是大家族，跟周家门当户对。她本人并未受过教育，但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也识了字，达到能够看报的程度。有个轶事说，自己儿子的成名作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都不入她老人家的法眼，她最爱看的是张恨水的小说。鲁瑞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思想也随着时间而起变化。她包办了长子的婚姻，可是很快见证了那个悲惨的结局，于是就不再干涉另外两个儿子的终生大事。周作人的婚姻生活相对幸福一些，其实这里面有鲁迅的代价。
◆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
在周作人回忆青少年时代的文字里，人们能找到几位女性的踪迹。在散文《过去的生命·她们》一文里，周作人就回忆了当年在杭州时暗恋的一位街坊杨三姑，或者绍兴姨父家里的表姐，伏见馆主人的妹妹等。但是他和自己的日本裔妻子羽太信子是怎么相识、相恋、怎么定下终身，很遗憾周作人没有留下一丁点只言片语。人们只知道，周作人是在日本娶的亲，羽太信子本来是周氏兄弟的侍女。周作人去日本后，为日本侍女那种天然风情所倾倒，很快和羽太定了亲。他成家后钱不够花，鲁迅还提前回国去找事做，以便能够对二弟一家提供一些经济支持。周作人学成回国，羽太信子跟他一起去了绍兴。在绍兴她生下长子周丰一。这也是周家这个大家庭中的长男。他们后来又育有两个女儿。
虽然周作人的文字里不提羽太信子，但她可能是对周作人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却未必全是好影响。以我们现在能够读到的资料看，羽太信子至少要为两件“大错”负责，一是导致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分家，二是让周作人留在北平做了汉奸。
鲁迅身为长兄，对两个弟弟极为照顾，而他与年轻四岁的周作人感情也极好。周氏兄弟在1923年夏天忽然反目，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此事虽经粉丝们的仔细研究，还是一头雾水，主要是两位当事人都讳莫如深。大家只知道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绝交信，短短数语却是斩钉截铁：『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到底何事有这么严重？看客们毫无头绪。周作人本来在那天的日记上写了一句话，后来又给剪掉了，显然是成心不让不相干的人知道。但看客们还是从各种只言片语蛛丝马迹中推测出来，这事跟羽太信子大有关系。周氏兄弟的朋友许寿裳说，兄弟不和是坏在那位日本太太身上，她很讨厌那位大伯哥。俞芳在有关鲁迅的回忆文章里也说，周老太太说，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有意见，因为她太能花钱（注释1）。鲁迅跟羽太信子的关系的确不好，这有他本人的话为证。他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就不止一次抱怨过『二太太』，并说他不想再为了家里牺牲下去。
作为偶像的鲁迅拥有大批粉丝，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一批黑黑。有的黑黑推测，鲁迅是因为跟羽太信子有染，甚至偷看过信子洗澡，所以才导致周作人大发脾气。还有人考证说，鲁迅早在日本时就和羽太信子有私，所以后来不得不一直照顾她一家人。不过这些说法都遭到粉丝们的强烈驳斥。
我也觉得说鲁迅和弟媳妇有染这种事情太不靠谱，极不符合鲁迅的性格。如果说是因为钱的问题而产生矛盾倒是合情合理，也是这种大家庭里常见的。周氏三兄弟和老母亲有一阵子是全家住在一起，住宅就是北京八道湾的一个四合院。这个院子主要是鲁迅出资购买和张罗布置。鲁迅是大家庭里挣钱最多的，周作人在北京也有一笔不菲的收入，但挣的没有鲁迅那么多。可是鲁迅是管挣不管花，大家庭的内务既不归老太太鲁瑞负责，更轮不到大嫂朱安，而是落到二嫂羽太信子手上。鲁迅挣了钱都交给信子，而信子偏又是个能花钱的人。据周建人说，她的排场特别大，挥金如土。
羽太信子到底是不是败家女，这种家务事各执一词，追究起来没多大意思。可是她以一个外籍媳妇的身份，居然能够掌握到这个大家庭的财权，连周老太太都得让她三分，这实在是个奇迹，何况这还是一位传说中温柔贤惠百依百顺的日本妻子。追究原因，首先是因为周家离开了绍兴老家，一家人寓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没有了街坊邻居那无孔不入的舆论监督。信子又是周家长孙周丰一的生母，同时还是老三周建人的媳妇芳子的亲姐姐。可就算这样，如果鲁迅和周作人换一种表现，也轮不到信子这样风光。
先说鲁迅吧，因为行为太反传统，身为长男的他却在大家庭里难以立足。他要反封建，所以不肯耍家长威风，不会欺压弟弟、弟媳。他又不把自己的媳妇当媳妇，所以没有“自己人”帮他打理内务，搞得象个老单身一样。结果，鲁迅就沦为了家里的提款机。可是谁又真的甘心给别人当提款机呢？所以这种局面肯定维持不了多久，大伯和弟媳之间早已种下嫌隙。当混乱的北洋政府有一阵子发不出教授薪水时，财政一紧张，矛盾就大爆发了。爆发的结果就是分家。鲁迅是不怕的，分就分。不过他对二弟始终还是念及亲情，把八道弯的大宅院全部让给周作人（兄弟分家时，老三建人已经去上海谋事了）。这样起码从表面上看，鲁迅对周作人算得上仁至义尽。但周作人对鲁迅似乎仍然恨之入骨，分家一年后鲁迅回八道湾取回自己的东西时，兄弟俩再次发生争吵，周作人甚至还举起一只香炉要砸鲁迅。按照当代学者陈明远的分析，周作人这纯粹是作秀，其实他就是为钱，不舍得把那只香炉还给鲁迅（注释2）。
现在来说周作人。在分家以后他的确经济压力很大，因为他不但要养活自己的妻子儿女，而且负担起了被周建人留在北京的芳子母子四人，以及羽太的亲戚、家里的帮佣。周作人可能不是个好兄弟，但绝对算得上好丈夫、好父亲。他对太太出奇地依顺，以至于到后来羽太一家反客为主。据周建人的分析，那是因为羽太信子有癔病，一着急就发作，周作人没办法，只好对她百依百顺。到了抗战时期，信子的父母亲也从日本过来与他们同住，当风声紧张时，羽太家人就在八道湾的周宅大门上挂出“羽太寓”的牌子，日本兵就不来为难。
周作人虽然住在北平，却成了日本人家的女婿。所以当抗战期间教授学者们纷纷南下之际，周作人却不肯走。对他而言，搬家比别人要费力得多。羽太信子可不是蒋百里的日本太太左梅。左梅为日军的侵略行径感到羞愧，而羽太向来以日本为骄傲。那么身为丈夫的周作人就需要做一个抉择，要么撇下一家老小、包括自己的母亲鲁瑞，自己一个人离开，要么委曲求全地留下来。周作人不是郭沫若。郭沫若是抛下日本老婆和几个孩子，不声不响悄悄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日。那种做法对妻儿固然是绝情的，但守住了民族大义。而周作人呢？他似乎并没费太多思量就选择了自己的小家庭，并一步步成为汉奸。其实一开始他还是尽量跟日本人或者伪政府保持距离的，但有一次有人在他家里向他行刺，子弹打到他的铜制衣扣上才拣了条命回来，经此变故，周作人反而开始向伪政府靠拢，那以后官就越做越大，家里的经济条件也随之大有改善。抗战结束后，他成了阶下囚。
周作人的“变节”让很多文化人倍感惋惜。大家纷纷指责羽太信子的不是，说这样一个文学大家，都是让这个悍妇给拖累了。但周作人毕竟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主要责任。他不但在政治上持一种超然态度，在思想观念上对日本也相当欣赏。他曾说自己就算不是亲日派，起码也是知日派。正因为有这种思想垫底，他才能不断找到借口，最终与日本人全面合作。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到了晚年反而关系很僵，经常吵架，吵得很伤感情。到最后羽太信子生病住院，直到病死，周作人都待在家里没去见她最后一面。可是等过了几天静下心来，周作人想起她的好处，又很伤感。据说羽太信子在临终前说的并不是日本话，而是绍兴话，周作人因此十分感慨。
大体上说，羽太信子是一位个性很强的女子，而周作人是一位脾气随和而又迷恋学问的书生，他们之间就算有矛盾也不过是寻常夫妻的吵吵闹闹。可偏偏这是一场中日跨国婚姻，而日本又是中国的侵略者。这就难逃悲剧了。
◆ 周作人的妇女观
男性精英分子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早在清末变法时期就开始了，五四时新一代的思想者接过火炬，继续倡导两性关系的革命，周氏三兄弟都是积极参与者。周作人对女性问题（以及儿童教育问题）想得比鲁迅更加深入。他想到了性关系。不过他是进行纯理性的探讨，不同于郁达夫的直接体验。
五四前夕的1918年，周作人翻译了一篇重要文献《贞操论》，《新青年》给他发了，立刻得到胡适和鲁迅的响应。《贞操论》原作者是日本的 与谢野晶子。周作人在翻译时强调夫妻之间要有爱情，爱情才是婚姻的基础，可是爱情这东西又靠不住，那么没有爱的时候就该离婚，所以结婚和离婚都要自由。据考证，正是从周作人的这篇译作开始，对妇女解放的探讨才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她”这个新创的汉字也终于取代“伊”字而成为主流。（注释3）
周作人当然明白，传统婚姻对女性在形成桎梏的同时也是一种庇护。所以他又向往一种共产的理想社会，在那个社会里女性能够做到经济独立，等女人生孩子的时候，社会来保障她，而不必仰仗男人的专制（更早的康有为提出过类似设想）。
五四时期是一个精英分子关注社会底层的时期，而对底层的关注不单是出于良知的同情，也是因为个人主义苗头的疯狂滋长。无论是谁，你能把他或她当一个有人格的人去看待了，那么自然会看到不公正的东西，自然会鸣不平。以个人主义的视角去看女性的性道德，那么性解放就呼之欲出了。周作人认为，妇女解放就是两件事：经济的解放，性的解放。他认为性解放更困难，但是更重要。周作人甚至提出，在两性关系中，应该『以女性为本位。』（注释4）
写到这里，楼主我不厚道地笑了。
◆ 周建人
与两个名满天下的哥哥比起来，周建人有他倒霉的地方，但也有幸运之处。倒霉在他生得太晚，十几岁时遭遇改朝换代。两位兄长都赶上了清末的公派留学，等他长到可以外出求学的年纪，正是民国初年的混乱时期，加上父亲去世，让他不忍撇下老母一人，所以就留在老家自学成才。他没文凭，也就只能混个中学老师，而两个哥哥都能进入一流学府当教授。他的幸运之处在于在政治上跟对了队伍，共和国后仕途通畅，是三兄弟中官做得最大的。（注释5）
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周建人的妻子是王蕴如，他们有三个女儿，却很少有人知道周建人的第一位妻子羽太芳子以及他们的儿女。羽太芳子是羽太信子的妹妹，15 岁时就从日本去了绍兴周家，当时的理由是为了照顾姐姐信子分娩。后来芳子在周家一直住了下来，并嫁给了比她年长9岁的周建人。
这桩婚姻后来以悲剧告终，周建人不但不认芳子，与其子女也断绝了关系。这事主要得夫妇两人自己负责。虽然当初结婚是哥哥（作人）姐姐（信子）极力促成的，但成婚时周建人已经26岁，芳子也已17岁，都已成年，所以既不是包办婚姻，也不能说是年少无知。其实刚结婚时两人感情尚好，矛盾是逐渐形成的，并且越闹越僵。
周建人与芳子共同育有四名子女，长子早夭，后来的二子一女都长大成人。这个家庭并没有封建家长的压迫，男主人受过新式教育，并一生为妇女权益而呼喊，女主人是个很多男人都向往的日本妻子，按理说这个家没有理由不幸福。可惜现实总是要跟理论开玩笑，特别是这种歪理。
周家从绍兴搬到北京后，内务大权落到了羽太信子手中，可是信子并没有协调一个大家庭的能力。鲁迅跟信子搞不好关系，以至于伤及兄弟感情。想不到连芳子跟周建人的关系也受了影响。周建人去北京后既没有如愿以偿完成学业，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据说芳子因此对他很不满意。后来周建人在北京的家里待得实在郁闷，干脆跑到上海去找事做（当然也是靠了哥哥托门路），进了商务印书馆。他离开北京时，芳子正怀有身孕。
周建人在上海站稳脚跟后就一直希望芳子跟他一起住到上海去，可是芳子不乐意。她当然有她的道理，北京的生活不但安定舒适，而且还能跟姐姐住在一起，如果去了上海，不但要离开娘家的亲人，而且一下子要独立照顾丈夫和三个幼小的孩子，这生活品质下降得也太多了。总之，这两个人之间爱情不够，谁都不愿意为了满足对方而牺牲自己。两地分居几年后，周建人不管自己在北京还有妻儿，又与王蕴如同居了。周海婴后来写文章讲他三叔的故事说，婶婶（王蕴如）不计较“名份”，心甘情愿跟叔叔一起吃苦。显然王蕴如比芳子更爱周建人。他们共同养育了三个女儿。
事后回顾，可以说，周家的两场跨国婚姻，以及鲁迅当初举家迁居入京的举动，都为日后大家庭的分崩离析埋下了祸根，而这是他们最初怎么也无法想象的。大家庭里闹点矛盾本来没什么，可是他们家却闹得伤筋动骨。周作人和鲁迅、周建人后半生一直形同陌路，周建人与芳子以及三个儿女也呕了一辈子的气，双方都是至死不能谅解。周建人在上海另外成家后，1937年回北京为母亲祝80大寿，与芳子和孩子们正面交锋，遭到芳子的痛斥，孩子自然也站在母亲一边。周建人一怒之下，回上海后宣布与北京的家人完全断绝关系，本来他一直还往北京寄抚养费的，那次事件后连钱也不寄了。
周建人停止寄钱，在事实上等于遗弃了妻儿。不过放在周家大家庭里考量，他的道义责任没那么严重，起码他自己是这么看的，因为他把芳子完全看成信子的傀儡。当时周家分成了两派，周作人和羽太姐俩是一派，鲁迅、周建人是另一派。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透露过他的看法，说老三在上海生活太苦，所以他还是会给他们一点钱，但也不想给得太多，因为给多了反正还是要跑到八道湾去的。可见那时周建人一直在往北京寄钱，而在鲁迅和周建人眼里，八道湾是一体的。直到1937年周建人才与八道湾完全决裂，那时鲁迅已经去世。
周建人与王蕴如的三个女儿享受到了建人的父爱，他与芳子的三个孩子则被二叔作人视若己出。周作人有长子周丰一，给建人的两个儿子就顺下来取名周丰二、周丰三。他在北京负担着六个孩子的生活和教育，六个孩子的待遇都是一样。
周作人因为自己妻子的缘故和鲁迅闹翻了，又因为妻妹的缘故和周建人一辈子结怨。他曾经给周建人写信说：『王（蕴如）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作妾看，你所说的自由恋爱只能应用于女子能独立生活之社会里，在中国倒还是上海男女工人搿姘头勉强可以拉来相比，若在女子靠男人蓄养的社会则仍是蓄妾，无论有什么理论作根据。』共和国后他又支持芳子打官司状告周建人重婚。不过法院站到了周建人一边，裁定他与芳子早就是事实离婚。因为这个官司，周作人与周建人又多了一层宿怨。
周丰三在抗战期间开枪自杀，死时年仅19岁。共和国后一直掌握着话语权的周建人一方（包括侄儿周海婴），把丰三的死归咎于周作人甘做汉奸，但事实到底怎样就不好说了。
（注释1）俞芳是周建人的学生，曾有一段时间替周老太太鲁瑞给上海的鲁迅家人也信。在她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周作人以及羽太信子往往以负面形象出现。
（注释2）陈明远著有《何以为生》一书，探讨包括周氏兄弟在内的民国著名文化人的经济来源。在有关周作人的章节里说：『难怪，鲁迅迁入西三条胡同新家（今鲁迅故居）后，于1924年6月11日“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时，遭到周作人及信子的辱骂和殴打。鲁迅忍无可忍，责之为小人、盗贼。这“二弟”的真实目的还不就为了尽量霸占兄长的器具文物？一句话，都是为了钱。』
（注释3）“她”字的起源，参见网文《“她”从哪里来？与女子贞操论息息相关》，作者不详。
（注释4）周作人的妇女观，参考钱理群先生《周作人传》中的有关章节。
（注释5）根据百度词条，周建人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长、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和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和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等职。
本章参考：
《周氏三兄弟：鲁迅三兄弟恩怨变迁》，作者： 黄乔生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周作人传》，钱理群著。
《周氏三兄弟的婚姻悲剧》，网文，来源：肖毛——看云居博客。
《鲁迅与我70年》，周海婴著。
《鲁迅与羽太芳子》，网文，作者：江南秀一。
《周作人及其儿孙》，作者：文洁若。
作者：阳光在多城 在 海天文学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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